“殊途同归”教育思想的一种尝试陈清泰（1964届）

作 者： 发布日期：2004-04-17

我1957年进入清华大学，1959年被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成为学生政治辅导员。在学生会，我分工负责学校文艺社团的工作。

蒋南翔校长提出了“殊途同归”的教育思想，这是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建设和开展活动的思想基础。我认为其重要的含义在于：国家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学生的爱好和特长是纷繁多彩的，而学校的院系专业设置却是有限的；因此，学校应当创造条件，使学生在学好功课的同时，鼓励他们培养和施展个人的爱好和特长，经受多方面的学习和锻炼，为国家培养多方面人才。例如：不少院系选拔了“因材施教生”，有的同学可以选择更多的课程；学校设立了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使一部分同学在政治素养和组织能力方面经受了更多的锻炼；与此同时，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的活动作为教育的一种方式，也受到学校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的建设和发展在原有基础上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并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

我恰恰在这个期间到文艺社团工作，和刘述礼、郑小筠、秦中一、赵燕秦等辅导员一起在校团委领导下，负责学生文艺社团的建设和组织管理工作，主要工作包括：教育同学如何妥善处理学习和文艺活动的关系，安排创作、排练、演出等活动，负责节目审查，做好同学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五一”、“十一”天安门联欢活动的策划和组织等。在这期间，经学校同意，在校团委的支持下，我们采取的一个比较大的措施是划出当时的三号楼、四号楼学生宿舍供骨干队员集中住宿，划出专门的食堂用餐。我们设立了文娱社团团部，成立了党支部和团总支，健全了组织管理体系，并在合唱队、舞蹈队、军乐队等设立了团支部。各个文艺团队就成了这部分同学主要的生活集体。采取这种方法，一方面是为了在培育和发挥同学们特长爱好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也为了使文艺社团能够更有效地安排业余活动，做到学习活动两不误。不同院系、不同年级的队员们在以共同爱好组成的集体中生活和活动，使同学们的思想更为开阔，接触的事物更具有多样性。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有利于同学们的成长。

由于学校的重视和支持，在团委、学生会领导下，文艺社团的活动欣欣向荣。一方面，排练和演出的节目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包括在北京和上海的演出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另一方面，文艺社团的同学学习的平均成绩比班级水平高出许多，这就使文艺社团的向心力很强。

40年后回头看，在我同时代的校文艺社团中，不仅涌现出如江欢成、马国馨、陈陈、刘西拉、左铁川等著名的院士、教授和工程师，还出现了胡锦涛、华建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胡昭广、秦中一等省市、部门领导。就我的亲身感受，如胡锦涛、华建敏、胡昭广、秦中一等走出学校后的成长和经历不能说与曾做过政治辅导员的经历没有关系。实践证明，包括文艺社团、体育代表队和政治辅导员等“殊途同归”的教育方式，是培育人才的一条成功的道路。

学生政治辅导员，说起来是对同学进行“政治辅导”，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首先是学生辅导员自身受到了更多的锻炼。我感觉，被任用为辅导员是对自己巨大的激励，促使自己在政治上、学习上、工作上、生活上都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做人表率。在做学生工作中，我们和一般同学相比，无论在分析问题能力、组织工作能力、政策把握和与不同人群共事能力等方面经受了更多的锻炼。其中对我触动比较大的是1960年前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国经济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57年反右之后，1958年掀起了“三面红旗”，达到了“大跃进”的高潮。农业卫星一个个腾空而起，大炼钢铁一项项捷报频传，接着是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虚报浮夸、饿死人的事从同学家乡纷纷传来。接着是粮食定量，吃饭吃菜受到限制，同学们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到了形势的严峻。与此同时，苏联背信弃义，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停止了对华援助项目，并要求中国还债，使当时已经出现的经济困难雪上加霜。清华大学是我国的最高学府之一，年轻的大学生是思想最活跃的一群人，他们的思想认识与国家的形势息息相关。在短短一两年内如此巨大的反差，同学们无法理解。突如其来的形势冲击着同学们的思想情绪。由于大家正处在长身体的年代，吃不饱肚子使很多同学很难忍受。学校里同学们平静的学习生活被打破了。一些同学思想波动，信念动摇，影响了学习。我作为辅导员在学生工作第一线，看到了同学中的种种思想和现实问题，心情很沉重，深有一种为党分忧、多做工作、带好队伍、渡过难关的责任感。

这时我被派到文艺社团食堂当主任，和一位姓邢的师傅、几位同学一起管理食堂。在有限的钱和定量的粮、油、肉的情况下要想改善伙食是很困难的。我们和炊事员一起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学习“增量法”，在蒸窝窝头时设法使玉米粉多吸收水分，使个头变大、重量增加。在不同季节我们大量购买便宜的蔬菜，让同学们吃饱肚子。我还和赵燕秦等同学星期天到西山鹫峰脚下买小羊和小兔，骑自行车驮回来。我们在路上边艰难地骑着车边盘算，小羊几个月能长大，兔子几个月可以生一窝，就像盘算“一个鸡蛋的家当”似的，幻想什么时候可以给同学们解馋。

我有时间就参加舞蹈队的活动。由于肩负辅导员工作，活动参加不全，是个水平不高的队员。在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学校提倡“劳逸结合”，队里的排练活动减少了。有时同学们聚集在宿舍里一起谈形势，谈从班级传来的新闻，我们没有固定的形式，大家都愿意参加，而且谈得很认真。团支部邀我和大家一起谈，我感觉这是一个做工作的好形式和机会。在舞蹈队，也许是因为我年级偏高，也许是我为人老成，也许因我还是一位辅导员，同学们给了我一个特别的称号，叫“陈老”。我听起来有点不自在，但这是大家奉送给我的，也只好接受。在这种不拘形式的漫谈中大家都愿意叫我多说。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听到同学们反映的各种思想和问题，作为辅导员我确实想了许多，我也想把我的感受传递给大家，向大家倾吐自己的心声。

我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面对眼前的困难，我们决不能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人总要有点志气，困难是暂时的，但信念和意识是持久的。苏联敢于欺负我们正是因为我们还不强，对自然灾害承受能力弱，说明我们的经济实力还不行。我们必须鼓足了劲头，建设富强的国家。对此我们这一代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清华学子必须更多地承担历史使命。我们每一个年龄的同龄人大约有1200万，其中能上大学的不足1/10，可以说恰恰以9/10以上同龄人不能上大学为条件，才使我们获得了深造的机会。而能进入大家称之为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只有万分之一。翻开解放前的百年历史，令人惭愧；面对还依然贫穷落后、受人欺负祖国，我们背负着千万同龄人的期盼和嘱托。随着历史的推移，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必须适时扮演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主要角色。当我们这一代承担起社会重担、成为社会中坚时，就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中产生最有影响的科学家、造福于人民的工程师、桃李满天下的教授，甚至管理国家的省长、部长，为富国强民、治理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这决不是关起门来饱享“精神大餐”，而是作为清华学子必须树立的报效祖国的意识，必须考虑的历史性责任，也是历史的必然。”

“大学时期正是一个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非常重要的阶段。清华大学是工程师的摇篮，工程师的品格就是务实。我们不仅要有历史责任感、有抱负有理想，更重要的是从脚下做起，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开通走向未来的道路。困难是磨炼我们的课堂。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更加刻苦地要求自己，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充实自己；在参加各项活动中经受锻炼，培养能力；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修养自己，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学生”，就是学会生活和工作。困难在考验每一个人，我们要以看到的社会和接触的人群为一面镜子，凡是自己赞赏的、敬佩的那些为人处事的思想行为，就应该努力学习，成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凡是自己唾弃、鄙视的那些为人处世的思想行为，就时刻警惕自己，永远不做。这样我们就能逐渐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这些平时看来纯属说教性的一段段话，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大家都倾心静听，而且产生了共鸣。有的队员还根据自己的感受不断加以补充。每次类似的畅谈，大家心中都感到热乎乎，增强了自己克服困难的信心，增强了历史责任感，充实了学习和工作的动力。经历这一段过程，我突然感觉自己也变得更成熟了。

陈清泰，男，1937年6月生，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1957-196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动力系汽车专业。1959-1964年先后在校学生会、校团委任辅导员。曾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动力系教师，第二汽车制造厂技术员、工程师、科长、处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1984年7月任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后兼任神龙汽车公司董事长。1992年后历任国家经贸办副主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