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22年2月，至今已走过了八十个春秋。我们这一代，自幼深受触目惊心的国难和国耻教育。我两岁就在家乡遇上了军阀混战的江浙战争；小学时经历过“九.一八”事变及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救亡运动；在上海读中学时，亲身品尝了“租界”的异味，并经历了“八.一三”淞沪抗战和随后的八年抗日战争，……；可算是饱经沧桑，历尽艰辛。本似“山穷水尽疑无路”，实是生逢其时，“柳暗花明又一村”。1949年新中国即将建立时，我放弃了在国外继续深造的机会，决定与祖国共命运，五十年来目睹了中国人民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国力鼎盛，远超过我青少年时代梦昧以求地对振兴民族的期盼。

人生无悔，关键是要抓住机遇，发奋图强。1939年，我远离家乡，走出上海孤岛，去昆明就学西南联大。我本喜欢数理，却选读了工科，是受工业救国论的影响，我成了清华大学机械系第8级级友。1943年毕业时，因系里留我，我的父亲和兄姊都是或者曾经是教育工作者，我也开始从教。第1个月的月薪还不够支付膳食，后来增发了每次月8斗米的米贴才算勉强糊口。正是这种艰苦朴素的生活环境锻炼了我，培育了我，使我养成了严格认真的学风，淡泊明志、自强不息、勤奋求学、积极进取的治学精神。1952年院校调整，要我担负基础课教学，我努力实践，教学相长，不断改造自我，并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科研，日积月累地在探索中求充实，唯恐视野浅薄，似是而非地误人子弟。1956年我有幸参加国家长期科学规划中动力部分的拟订，深感热工技术的创新需要和热物理的研究相配合，经过详细的调研分析，1957年10月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工程热物理本科专业，并且只争朝夕地从相关专业调集了一批二年级学生，几乎是现学现教。1961年春就有了首届毕业生。我受到了一次独特的考验，也使我强化了许多技术科学基础，对后来开展热物理基础性的工作得益非浅。

70年代后期起，为了迎接科学的春天，我参与组建和主持了多个学会。1981年，国家重建了学位授予制，我积极投入了热工教材与教学法的研究以及重点学科点的建设。在改革开放声中，尽力推动和带领同行学者不卑不亢地走出国门，吸引国际同行来我国参加学术交流，使我国在国际学术界占据应有地位，也便于洋为中用地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动向，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回味半个多世纪的工作历程，自觉做到了敬业爱岗，顺应了时势的发展，在工作中继续学习，谈不上有多大个人贡献。总的说来，我认为，作为教师，必须对学生循循善诱，身教重于言教，以理服人，而非以势压人；应当言语简洁，深入浅出，发人深思，而非故弄玄虚。毕竟搞科学技术来不得半点虚假，单靠悟性（天资聪明）不够，还得有信心、决心和恒心，要经得起风浪、波折，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不断地有所前进，攀上更高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