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说人生“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做科学研究好像也应该这样，四十岁前总应该做出点像样的东西来。但是，我认真作科学研究却还是从1978年开始的，也就是说从四十六岁才开始。现在不少年轻人到了三十多岁因为还没有得到很显著的研究成绩就很着急，他们没法理解我为什么是从四十六岁才开始。这是以前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因为在这之前我在大学的工作是分配在教学队伍，要求我只是从事教育，没有条件进行研究工作。现在看来在教师系列里只是做教学工作或者单是做研究, 都是不太合适的。当时对分配的只做教学工作，我也是很安心的。从1956年研究班毕业之后，老师们对我很看重，刚24岁我就负责讲授96学时的主要专业课 “锅炉”和指导学生的课程设计及毕业设计。我觉得担子很重，就一心一意扑在教学上，认真备课，并经常向我系的老教师请教。我感到知识很欠缺，花了大量时间自学和我的教学有关的基础知识（包括复习高等数学、物理和化学等）和到制造厂及发电厂向工人技术人员请教，才慢慢感到对所讲的课程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刚感到能驾驭这门课，1962年又让我开始讲一门新课－“燃烧学”，这是我国热能动力专业第一次开设这门课，连一本可以用来备课的完整的参考书都没有，只能翻阅有关的国外杂志和新出的文献以及到工厂去了解实际问题，还有就是向刚从苏联回国的老同学学习他掌握的国外最新知识，用来自不同想法和不同角度的原材料编写合用的新讲义。这样才很紧张地一边理解和准备后续的讲课内容，一边就开讲才掌握不久的自编讲义。刚开出了这门讲两个学期的新课，才讲了两遍，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接着又到江西鲤鱼洲去种植了两年半水稻。这是为什么我到四十六岁才开始正式做科学研究工作的原因，当时也有不少同龄人有和我相仿的经历。

实际上正是由于我长期从事教学工作，要求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知识，对我后来从事的专门项目研究有很大的好处，有助于我每开始一个新项目就能很快地进入角色、把握住要领、选择正确的研究路线并不断的冒出新的创意。因为长期从事教学，注意从基础上考虑问题，比较能安得下心来埋头苦干。

这种训练可能是从我的少年时代开始的，当时我在著名的省立上海中学上学，生活很清苦。高中是分科的，我选学了工科，要学习比较多的数学，还有机械制图、木工、铸工、车工等，课程很重，但大家都学得颇有兴趣，也学会了学习中的耐心和坚韧。解放前在中学里参加的不多的几次地下革命活动，使我目睹了旧社会中劳动人民的非人生活，觉得人生在世不能单纯追求金钱和名利．而要和劳苦大众同命运。成年后多次的思想教育活动，更使我懂得要把个人利益放在祖国和集体利益之下，不能只想到个人冒尖，更要对损害社会利益的丑恶现象嫉恶如仇，而对待所承担的工作要踏实、耐心、不斤斤计较并一丝不苟地去完成。这是我所受的教育和尊奉的信条。

研究工作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马马虎虎地交帐和得到表面上叫得响的成果。不能用侥幸心理去安排实验和作数值计算，更不允许涂改实验的原始记录来应付差事。在没有得到最后研究结果的时候绝不轻易放弃继续努力，即使得不到经费的支持和损失奖金，还是要千方百计地坚持下去。这些年来我更是体会“科学研究贵在坚持”。要弄清楚一个学术上的想法，即使不能得到足够的研究经费，还必须坚持下去，却又常常会意想不到地一做就是近十年或者十多年，当感到研究结果才有点意思时，却还觉得需要再做几年才能更完善些。我也体会到世界上有大成就的科技工作者大部分是不富有的，生活上是相对清贫的，甚至经过奋斗之后也只是做到衣食住行过得去。像诺贝尔那样的大富的科学家实在是极少数，大部分人不该去妄想“既是富有，又能在科学上取得很大成就”，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相反的，一般来说，如果总想做个富有的人又同时在学术上很有名望，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人应该去试试经商或者从事别的事情，也许能有些好成绩。

我对自己在科技上的成绩不够满意，只能谈以上的一些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