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5年出生在皖南一个鱼米之乡的小镇，家中世代务农，世代文盲。7岁时，父亲将我托付给任小学校长的舅父，“培养目标”明确：识文断字，能写会算。1948年考入县立中学，一年后由于水灾和父亲去世而辍学，继续“世代务农”。

人生伴随着各种机遇和偶然。1950年夏天，家中来了二位不速之客一一我的中学同学，说学校动员辍学生复学，班主任李梦琴老师特别指定要我回校。姐夫、姐姐知道后，毅然决定担起养家重任。李老师的“指定”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她对我在学习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心，经济上的支持已近乎母爱，我每次回乡必去探望。遗憾的是她在1975年病逝时我不知道，一直为未尽孝道而内疚。

1955年考入清华大学，对5年半的大学生活8分满意，二分厌倦。满意的是紧张有序的学习生活，丰富多采的文体活动，同学间的真挚友谊；厌倦的是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毕业后我希望能到生产第一线为人民做点实事，第一志愿选择了我国最大的汽轮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在中国的动力之乡耕耘了三十八个春秋。

我的履历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四个一”：一个小学，一个中学，一个大学，一个工作单

位。这“四个一”使我养成了一些学习、生活和工作习惯。

健身与时间

大学的第一堂课是著名体育界权威马约翰教授讲健身课，他要求大家每天锻炼身体，用冷水、热水交替洗澡。蒋南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体育运动我并无特长，只因锻炼积极，从二年级起一直任体育课以表，主要任务是下午4点后组织大家上操场。虽然每天占用1个多小时，但活动后精神焕发，学习效率提高。久而久之，我不仅健康少病，运动技能也大有长进。游泳、长跑、撑竿跳高均达到了等级运动员的水平，撑竿跳高还在工厂运动会上拿过冠军。

尝到了甜头，就能持之以恒。有时也向朋友们谈点体会，多数都说没有时间，其实是个安排问题。现在我每天坚持约40分钟的健身操，出差、在家都能做，一般在新闻联播时进行，海水中游4200米。

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负担是很重的。拿我来说，除本职工作外，还要下车间劳动，挖防空洞；繁重的家务劳动：买煤、劈拌子，在东北还要挖菜窖、备冬菜等。没有健康的体魄，很难担起这能文能武的角色。

冒险与创新

小时候常因冒险行为受到父母或老师的处罚，有些行动需秘密进行。9岁时我渡过了离家不远的一条河，近岸时已体力耗尽，是沉到河底爬过去的，但从此进入了会游泳的行列。

工作中“冒险”的事也不少。1965～1975年设计汽轮机1米长叶片，当时1米等级的长叶片国际上只有两种类型：一种很窄，宽度120毫米左右；另一种宽达300毫米以上。经分析对我国当时情况均不合适。能否走“中问道路”？试算过160－200毫米的方案，均回一阶频率和二阶频率难以同时避开共振而失败。这就搞清楚了国际上没有“中间道路”的原因，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难道就此罢休？不能！于是我对振动方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如对某些几何特性作特殊设计，有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按新思路计算后果然奏效。于是提出了“分析调频法”，并将长叶片分成三类，即刚性、柔性和半刚性。半刚性就是我们所走的“中间道路”，宽度为180毫米。该叶片自1987年投运后，一直经受着运行实践的严酷考验。后来我们开发的多种长叶片均按半刚性设计，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冒险”有时是被逼出来的，成功了往往就是创新。

1982年巴基斯坦古杜电厂21万千万电机组进行国际招标，汽轮机指明要排汽，而国内产品都是较落后的三排汽。不投标，失去一次难得的机会；投标，没有合适的机型，进退维谷！从技术角度分析，新设计二排汽机型没有太大困难，但将未经运行考验的新机型参加国际投标，确有些冒险。当时我是总工程师，深感责任非问小可，反复权衡得失，还是决定投！不料竟在六国八方的竞争中一举中标。又是“逼上梁山”！由于该项目关系重大，我们集中精锐之师进行了精心设计，做了很多试验，结果运行很好。后来连续出口8台，在国内也替代了老机型。

我认为科技人员应有一点“冒险”精神。冒险不等于蛮干，而是指在充分科学分析的分析的基础理论与实践

“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主席这一精辟而通俗的论断，一直是我工作中的座右铭。

工程设计离不开各种计算。没有计算机时，我常做的工作是推导公式，将复杂的公式解成详细的计算步骤，然后列表算出结果。凡要做试验的，也力争参加。

到哈汽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计算燃气轮机的变工况，工具是计算尺和燃气热力性质表。计算过程繁杂，同样的过程要重复几百次。再好吃的梨子，吃多了也乏味。于是暗下决心探求一种简单而精确的方法。想法一旦形成，就自然进入朝思暮想、废寝忘食的状态；既辛苦，又有趣。得到一点新线索，就很兴奋，即使是半夜，也要起床写几笔；失败了，情绪就转入低潮。经过多次“失败”的折磨，终于研究出了“比焓差”法。这种方法所需的时间只有传统方法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精确度相同，为不少单位采用。在目前计算机很发达的情况下，仍不失其工程价值。我之所以提出新方法，其一是我对传统方法很熟悉，知道问题在何处，能对症下药；其二是我饱尝了传统方法的“疾苦’，不革新就不能“解放”自己。一句话：实践出真知。

后来复杂的计算采用计算机，但如有可能，我常将计算机最后一次结果用手核算一遍。

这样做对量与量之间的影响有清晰的概念，有助于抓住主要矛盾，提出改进意见；有助于编排合理的计算框图；有助于解决计算过程中的难点，使程序顺利通过。

无独有偶，1972年王仲奇院士参加我们长叶片设计时，也列了一个大表，用手核算计算机结果。不少人不理解，他却谦虚地说：“我是笨鸟先飞”。实际上这是最聪明的方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学习与迷信

怎样对待国外先进技术？无疑要学习、消化。但任何先进技术不可能完满无缺，决不能迷信。

1989年我遇到两件难忘的事。第一件事是在英国GEC公司对大亚湾核电站常规岛进行技术核查，发现汽轮机转子安全系数不够。问原因，对方总工程师说：“徐先生，我们是用最先进的断裂力学分析的！”口气有些傲慢。幸亏我略通断裂力学，便说：“断裂力学是建立在线弹性假设基础上的，此转子主要部位已进入塑性，断裂力学分析就失效了。”看来正中要害，对方陷于混乱，提出休会进行内部讨论。复会时宣告：“徐先生，我们的回答错了”。通过这次较量以后，对方就谦虚多了。

第二件事是按引进技术制造的60万千瓦汽机推力过大，只能带40万千瓦。外商说：“我

们已有一百多年的经验了，还会有设计问题？好好检查制造和安装质量吧！”经仔细检查，无任何问题，不得不怀疑“一百多年的经验”了。我对原计算方法进行详细分析，发现有原则性错误。开始外商不承认，经过一个多月的论战，在科学分析面前同意了我们的观点。按我们的设计修改后，问题迎刃而解。西方人有一个特点，争论问题时虽然有些傲慢，但一旦发现错了，就能不考虑面子坦然认输，而且按你的正确意见办。

我认为，我们科技人员应有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多少事实证明，中国人智商不比外国人低，只要我们勤奋努力，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外国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而且能够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