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建系50周年，系里要我写点自述，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写起。尤其文笔欠佳，难以写出系统性自述。因此，就零碎写几点与清华，尤其与本系（我进系时名叫动力系）有关的自述回忆，聊以交差。

我曾是清华的学生，学号51798，也是动力系毕业的，但却只能算清华本系的教师校友，未在这个系当过学生。原因是我曾按组织安排念过三个大学：考大学时考的是清华大学航空系。后来全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我也随着原来的清华大学航空系并到新成立的北京航空学院（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际念的是机械制造。后来却又被认为有太多的海外关系不适合在国防色彩较浓的北航上学，转学到上海交通大学。这才进了动力系并在此系毕业。写这段就学史是想由此引出我对学习与成长的两点看法。

一是到了大学以后，可能自学或自学能力是最重要的或者最需要学会的学习方式。我在上大学前一直生活在广东（包括香港），一点也不懂普通话。到了清华上课，对老师在课上的精彩教导，基本是不知所云。例如当时认为很难学的“头痛几何”（投影几何），是由褚士荃老师上课。他语言诙谐，上课时常能把枯燥头痛的课讲得全堂大笑。但我这个南蛮子却一点也笑不出来，因为根本不知老师说什么，教什么。没奈何，只好卖力自学，后来有了答疑制度就尽量找老师答疑，因为一对一，说不通听不懂还可以再问或者笔谈。我的语言天赋较差，虽然也下功夫要学好普通话，但也过了很长时间才勉强过关。可是过关没太久，又要转学上海。吴侬软语对我就更要命了。对普通话至少词汇及书面语言不成问题，但上海话中的“白相相”“讲（闲）话”等非正规汉词可是不能简单按字面了解的。再说，我们是转学去的，已上高年级，但专业课老师们认为高年级学生已在上海过了两年、三年，听上海话没问题，上课全是用上海话（那时交大老师的普通话大多也差得很）。又重新再尝一次上课什么也听不懂的滋味，我们从北京转学去的一批学生又都住在一起，学上海话的条件也不好。再说普通话也未完全学好，也不敢再学另一种方言。结果在上海的两年，比在北京更彻底靠自学靠答疑，中间闹过不少笑话。但是不管怎样，大学还是念下来了。而且学习成绩还不错，当过三好优良生。所以，以我的经验，自学是很重要的。再说，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后，总得主要靠自学来学习了吧。还有，我也体会到作为一种学习方式，答疑是很有益处的。当我在清华动力系当主讲教师时，每星期至少两个晚上去同学宿舍答疑，没人问就质疑（我问学生）。

另一点看法是一个人学习、工作不必要“从一而终”，换换地方，也有好处。前面说了，我念过三个大学。每次换学校，当时其实都很不高兴，只能服从组织分配（那时都是如此），无何奈何：考上清华，还要换学校，不会高兴。下定决心念航空了，却碰上不是自己原因的与生俱来社会关系，要被送走（实际是赶走），也不会高兴。不过经历以后，回想也有它的好处：不同单位会有不同的风格，各自的优、缺点。如果能够都体验一下，一来开宽眼界，了解更多，可以充实自己；尤其是如果能够取各家之长汇成精华，就更好了。我也说不清这三所大学各自的风格、流派。不过当了清华动力系燃气轮机专业的老师多年以后，了解在各个汽轮机厂对去工厂工作学生的反映，以便改进工作。那时工厂大致的看法是清华来的学生理论基础比较扎实，搞研究性工作比较适应，而从交大来的工程性与联系实际较好，例如，画总图的多是交大的。这也许是两所大学长期积累的不同风格。解放前多年交大就是在工业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而后起的清华都是在文理各门学科中大师辈出。虽然很可惜我学的不够好，未能将两校的优点，包括我在北航时该校的艰苦创业精神融汇贯通合而为一，但在这些地方都浸润过，也大有长进。

很凑巧我工作过的岗位也是三种：在清华当了17年教师，既教过书，也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包括在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在工厂当过6年工程师，设计、制造与调试了一台燃气轮机。后来又在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搞偏基础性的工作至今。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同的工作性质、不同的工作伙伴的不同经历，我觉得对我的成长也大有好处。说点不算深入的例子，在工厂的经历使我在以后的科研中不会太脱离实际（我在清华工作时常被批评为有脱离实际的倾向）；而在大学多年教书的经验，又使我在其它工作中能够比较有能力向别人阐明科技设想。正因如此，我认为清华未必要把所有最好的学生都留在本校（可能现在也做不到了，不像四十年前）。在我当选为学部委员后不久，清华领导曾把一批新当选的校友请回学校座谈，也有很多本校的学部委员作陪。会中我就提出此观点，说：清华校友中的学部委员不少(那时约占学部委员总数一半)，但可能“纯种”的不多。当时对在座的一核查，果然大多均是“杂交良种”，多有非清华的学习或工作经历。

我在青少年时代，个人英雄主义（这是当时的词汇，现在不太用了，说得好听点是什么都要争先，其实是爱表现自己，个人突出，臭美）当然也碰过不少钉子。钉子碰多了，受教育也多了，岁数也大了，的确也知道点“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狂妄自大也少了。可是本性难移，彻底改掉也难。现在已近古稀之年，回首当年，可以自述的事也不少，例如文革中在清华大学江西鲤鱼洲农场的“奇特”生涯，实在值得一述，也曾答应冯俊凯老师在我退休之后协助容文盛学兄写出“五七风云”的正式续集“鲤鱼春秋”，可惜一直没有兑现。能否做到，后事如何，只能“且看下文分解。”

回到“院士自述”正题，上面只写了些个别回忆，也许总得写一点总结。我其实不会诗，但以前“左”的年代时，要大家写诗：“写的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写不写是态度问题”，也胡凑过些歪诗交差。在此也打油一首，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总结“自述”：

未名小卒爱冲锋，一往直前欠真功，

时来运转过河去，亦充老车横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