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在中国高等学府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它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所培养的人才是许多高等院校无法比拟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所著名学府与珠海唐家湾人唐国安、唐孟伦、唐贯方子孙三代人密不可分。唐家湾子孙三代人默默守望清华园，唐国安参与创办清华、奠定早期清华基础，复校有功；唐孟伦护校有功、建设现代化校园；唐贯方抢运清华古迹善本、发展清华图书馆事业。在近一个世纪中，大江日夜，守望连绵，他们为早期清华的创立、维系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体现和发扬。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还曾被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戏称为“清华世家”。珠海唐家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感唐氏子孙三代人守望清华园之意义，为让更多的人们了解这段历史，现将有关史料整理刊登。
唐国安 清华学校首任校长
唐国安，字国禄，号介臣。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鸡山村人，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２７日出生，清末民初外交家、教育家。早年留学美国，肄业于耶鲁大学法律系。曾任上海圣约翰书院教席，上海《南方报》编辑、主笔。后入清政府外务部为司员、候补主事、主事。两次出任国际禁烟会议中国代表团代表。参与“庚款留美”事业的筹划，历任外交部、学部所属“游美学务处”会办，清华学堂副监督、监督，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是清末民初留美教育事业主要兴办人之一。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唐国安在家乡读私塾，经族叔唐廷枢举荐，以第３６名排序与梁郭彦、詹天佑、容揆、唐绍仪、梁如浩、刘玉麟、梁丕旭（即梁晟）等１２０人，入选为清政府公派留美幼童，于１８７３年第二批赴美。他先就读康州哈特福德（Ｈａｒｔｆｏｒｄ）市新不列颠中学，６年后毕业，考入耶鲁大学法律系。后因清政府中止留学政策，学业未竟提前回国。
１８８１年唐国安回国后，曾到开平煤矿、京奉铁路等处工作，后来到上海梵王渡圣约瀚书院任主讲，还担任寰球中国学生会会董。１９０５年，他和颜惠庆二人为上海《南方报》（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开辟英文版，面向旅居上海的外国人。该版每期发表社评一篇，二人轮流执笔。他所写的社评，敢于对时弊直言正论，不畏权势，曾抨击租界工部局所置的设施不利当地中国居民、所订的规章有背法理，为此几乎被逐出租界。但他坚决不退让，表现出对同胞的一片热忱。《南方报》英文版一时被人誉为“用英文自办日报的先驱，保障国权的楷模”。
１９０７年，他入京任外务部司员兼京奉铁道事。１９０８年秋，他作为译员随清政府军机大臣毓朗、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前往厦门，迎接美国太平洋舰队来访。在厦门期间，他曾接待当地菲律宾华侨代表，倾听他们对入菲备受刁难、回国探亲期限过短的申诉。唐国安随即带领华侨代表向毓朗禀报；次日，又陪毓朗去鼓浪屿向美领事进行交涉，问题很快得到合理解决，华侨驰函致谢。
１９０９年２月，由中美两国发起有１３国代表参加的首届“万国禁烟会议”（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ｉｕｍ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在上海召开。唐国安被任命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专员代表”（正代表），代表团由两江总督端方率领。唐国安凭借丰富的学识、经验和娴熟的英语，在会上流畅地回答英国代表的提问，评驳荷兰代表的提案，阐述医学在禁烟中的功能，还代表中国向大会递交４条提案。在最后一天会上，他和美国代表各发表一长篇总结性禁烟演说。唐国安用英语演说，他这篇演说被舆论界评为“一篇有说服力的演讲”（《申报》语），“一份杰出的、逻辑性很强的报告”（《字林西报》语）。
从１９０４年起，驻美公使梁晟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已就“庚款办学”问题进行了多年谈判。１９０７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采纳了传教士斯密斯、耶鲁大学大学校长詹姆士关于“造就亲美人才，控制中国发展”的建议，拟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唐国安入外务部后，与唐绍仪、周自齐、颜惠庆等参与此事的筹划。１９０８年中美达成协议，从１９０９年起，每年用退款遣派１００名学生赴美学习，从第五年起减为每年不少于５０名，依此循进，至１９４０年结束，期限３２年。外务尚书梁敦彦代表中国政府在协议书上签约。根据这一协议，外务部、学部两部共同组建“游美学务处”，全面负责游学事宜，以外务部为主导，负责人员由两部选派。留美生、外务部左丞参周自齐兼总办，留日生、学部员外郎范源濂兼会办；另一会办即由外务部的唐国安兼任。范、唐二人均以“中西学问，均属精通，堪以派充该处会办”为由，由两部向宣统皇帝奏准。据学务处“任事人员清单”显示，周、范二人兼半职，唐国安为全职。唐国安实际上担负了游美学务处的日常主要工作。
游美学务处成立后，头一件事是考选学生，径派赴美。１９０９年８月在北京史家胡同开考，周、范、唐为主考官，报名６３０人，从中录取４７名；１９１０年７月第二次在学部开考，录取学生７０名；１９１１年６月第三次在清华园开考，录取学生６３名，唐国安另保送幼童生１２名。由于考选程序严格，所选学生皆聪颖，基础较好，送美后多学有所成。学务处还用部分庚款津贴资助部分自费留美生，他们也多取得学业上的成就。这些留美学生学成回国后服务于学术界、教育界、实业界、法政界，多为专业硕彦，社会栋梁。其中尤为称道的是：梅贻琦、曹云祥后来掌管清华大学，蒋梦麟、胡适、马寅初掌管北京大学，竺可桢掌管浙江大学，邹秉文掌管东南大学，胡敦复掌管大同大学，并且大批有成就的留学生应聘回国任教。他们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推动留学教育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０９年９月，第一批留学生４７名放洋，由唐国安亲自护送。他们从上海乘船远渡太平洋，横跨北美洲，行期２０余日，抵达目的地“士皮令飞鲁”（Ｓｐｒｉｎｇｆｉｅｌｄ今译春田）。唐国安和驻美学生监督容揆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分别将他们安排于不同学校就读。他还和容揆到各校考察留学生的学习和安置情况，见到“所有教授、管理诸法，均甚相合，诸生皆安心向学”，这才放心。第一批护送成功，为以后护送开了个好头。回国后，唐国安由“后补主事”升职为“主事”。
为做好留学生赴美前的准备，游美学务处积极筹办“肄业馆”。馆址选在北京西北郊之王府旧园——清华园。经向宣统皇帝奏准，１９０９年冬招标对园内主要建筑“工字厅”进行修葺；又在其侧建教学用房、学生宿舍，如“清华学堂”、“同方部”礼堂；在北侧建洋教习住宅。此工程于１９１０年年底竣工。为使教学工作走上正规，经向皇帝奏准，将肄业馆改为成一所正规的留美预备学校，取名“清华学堂”，实行高、中两科“四四制”，制定章程，聘请中外教习，着手招收新生。
１９１１年初，唐国安访美。３月，他接外务部丞参急电，奉命火速经欧洲回国，主持学堂开办事宜。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４月２９日清华学堂正式成立。周自齐被任命为学堂监督，范源濂、唐国安为副监督，胡敦复受聘为教务长。由于清华学堂是在清皇室的直接监管下成立的，因此学堂公章（英文）镌名为Ｔｓｉｎｇ Ｈｕａ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ｏＩｌｅｇｅ，即“清华帝国学堂”。它的严酷背景是：美国作为“八国联军”元凶之一，攻占了北京城，镇压了中国人民，掠夺了中国大量钱财，现在从中拿出一部分赔款交给清政府办学，企图培养未来亲美人才。因此清华又有“赔款学校”、“国耻学校”、“中国战败纪念碑”之称，学生们常常心存惭愧，但爱国爱民观念也油然而生，他们多数能立志成材，雪耻报国，服务人民。
１９１１年８月，正当周自齐和唐国安为新学年实施“新计划”的时候，１０月爆发了武昌起义，清政府把经费拿去发了军饷，不少学生请假回家。学堂只好于１１月停课，宣布关闭。１２月初，唐国安按计划奉派为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会同国际知名医学专家伍连德博士，随代表团团长梁晟参加了海牙第二届万国禁烟会议。梁、唐、伍在会上通力合作，不辱使命。
１９１２年，中国发生了巨变。１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２月清帝退位。３月，袁世凯掌权，唐绍仪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组织内阁。清廷重臣纷纷摇身而变为民国高官。周自齐、范源濂及曾一度代理学务处的颜惠庆已离校。唐国安从海牙归来，学堂官员只剩下他一人。按私交，唐国安和唐绍仪既是同乡，是同学，又是同事，还是同宗同辈的叔伯兄弟，要想在内阁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不无可能。但他无意谋官，甘愿留在清华，独自主持校务，积极筹备复校。４月聘周贻春为教务长。５月１日正式复学。他随即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监督。
唐国安主持清华学堂工作后，立志整顿校务，办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事，经呈报外务部批准，于１９１２年５月２３日将游美学务处撤销。过去的招生、国内准备、遣派、留学监督等职权，是分别由学务处、学堂、驻美监督处三个部门去操作管理的，现在统统改为归学堂统一操作管理。学堂监督的权力由此加大，上司干预过多的问题也有所解决，这就有利于学堂工作的开展，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第二件事，经呈报外务部批准，于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１７日将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外务部任命唐国安为第一任校长，周贻春为副校长。他们着手总结近年来办学的经验，修订原有的章程。主要有：一、将一度实行的中等科五年、高等科三年的“五三制”改回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的“四四制”，充实教学内容，实行高等科文（文法）实（理工）分班；二、将高、中等科混合招生改为中等科统招、高等插班招；三、坚持“进德修业，自强不息”的教育方针，加强对学生的管理等等。他们力图通过各项措施，提高学生素质水平，提高学校的档次，让学生经过几年学习之后，中等科（高小程度入学）毕业能达到美国高中一、二年级水平，高等科毕业能达到美国大学一、二年级水平，相当于美国的初级大学（Ｊｕｎｉ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学生赴美后，可以直接上三、四年级，缩短了上大学的期限，也为早日进入研究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创造了条件。这些措施在其后来补充修订的《清华学校近章》中得以体现。
第三件事，是解决经费问题。虽说学校有庚子赔款退款支撑，但草创时期经费常不能按期发放，匮乏危机时常出现，加上袁世凯扣发经费，情况更为严重。１９１２年８月学校已向华俄、华比银行借了２０万两银（占全年经费的三分之一）逾期未能偿还。唐国安为此四处奔走，吁请上级支持解决。为彻底解决经费被挪用的问题，他于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５日在病榻上给外务部写报告，说明这笔美国退款和清华的关系，强调专款只能专用，不应将此项退款列为国家常规收入而随意挪用。这一问题的解决，为学校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第四件事，是为谋图学校的长远发展作好规划。唐国安抓住有利时机，一年之内两次扩充校园。第一次在１９１３年春，请政府将清华园西邻之近春园划拨学校使用，获准；接着，为解决园内水系畅流问题，再次请政府将近春园西邻之长春园东南隅划拨学校，是年冬天获准。不幸的是此时唐国安已去世。这两次扩充共增地４８０亩，使清华园在原有４５０亩的基础上翻了一番，加上先前购进的周边地约２００亩，学校校园面积已拥有近１２００亩。
第五件事，为清华学校选定继任人。１９１３年春，唐国安发现自己患心脏病。发病三次，他仍极力支撑，但病情日益加剧。他去世前回顾道：“一年之间，精力耗于校务者半，耗于款务者半”，幸得副校长周贻春的得力支持和分担。周贻春在校内同辈众多人才中，早为他所赏识。８月２１日，他毅然向外务部递交“自请免官”报告，提出“因病辞职，荐贤自代”，正式推荐当时正护送留学生赴美的周贻春为继任校长。由此可见他对学校工作有高度责任心，有博大的胸怀和长远的眼光。可惜，报告还未批下来，他因心脏病猝发，于８月２２日下午与世长辞了。他是清华第一位死于任上的校长。以后事实证明，周贻春果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学校许多基础建设。后人常说的清华“唐、周校长”时期，是指清华早期的工作。
唐国安一生，以其渊博的知识，致力新闻、外交和教育工作，极具开拓性。晚年主持游美学务和清华学校工作，无疑是容闳留美教育计划的“复活和延续”（台湾学者林子勋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日后清华发展成为大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称他为清末民初留美教育事业的承前启后人，可谓当之无愧。
唐国安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民间，晚年身为政府官员，却很少官气。他一贯忠于职守，思想开明，待人诚恳，爱护学生，深受师生们的爱戴。著名教育家、１９１１级校友陈鹤琴在《我的半生》中回忆写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待人非常诚恳，办事非常热心，视学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可惜做了（校长）不久，就得病去世了，我们都觉得很悲痛，好像失掉了一个可爱的慈母。”
唐国安去世后，学校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前来吊唁的人很多，外国朋友不少。美国代理公使、美国驻汕头领事、青年会代表、学校教职工代表等均躬身凭吊。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也派代表前来致祭。为缅怀他的功绩，学校为他铸造了一块铜纪念牌，挂在工字厅入门的东壁上，凡进入工字厅的人都能看到它，缅怀他。可惜这铜牌后来被摘而不知去向。
唐孟伦 清华学校庶务长
唐国安先生在清华园工作有一位世侄伴同，这位世侄名彝，字贻典，号孟伦，广东省香山县（今珠海市）人。１９１１—１９２２年任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庶务长１１年，对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建树颇多，是早期清华的好当家人。
唐孟伦，１８７１年出生于香山县唐家湾鸡山村（今唐家湾镇）。幼年在家乡读私塾，应乡试，深恶科举腐败，转求西学，统作文案和会计工作。１９０８年随堂叔唐国安入外务部任“候选府经”。１９０９年游美学务处成立，随唐国安入游美学务处任“英文副文案”。当年考选第一批“直接留美生”梅贻琦、金邦正、张子高等４７人时，他协同唐国安亲自护送他们赴美就学。次年，他和严智钟、胡敦复护送第二批“直接留美生”赵元任、竺可桢、胡适、庄俊等７０人放洋。任务完成后，他取道欧洲回国，专程考察英、法、意、荷等国教育制度和办学经验，为日后兴教办学作准备。
１９１１年４月清华学堂成立后，原有行政领导方式已不适应，乃于“学堂监督”（即校长）下设三“长”分别负责教务管理、庶务管理、学生管理；凡教务管理和学生管理范围之外者，统归庶务管理。胡敦复任教务长，唐孟伦任庶务长，陈筱田任斋务长。武昌起义后一个时期，学堂主要领导多去从政，又逢唐国安在海牙出席第二届国际禁烟大会，任职不久的新教务长张伯苓辞职回了天津。群龙无首，眼看校园、校产有受校外不法之徒侵占和破坏的危险，唐孟伦挺身而出，冷静坐镇，维护校内秩序。他将校卫队人数扩大一倍，持枪上岗，防御挑衅滋扰。他坚持要把学堂办下去。由于他在学堂处于险境时表现出高度责任心和大智大勇，使偌大的清华园在社会大动荡中安好无损，备受后人称颂。
建校最初十年，扩充地亩和兴建校舍是一项重要任务，受到历届校领导的重视，也是庶务长的一项主要工作。唐孟伦先是协助校长唐国安，将近春园和长春园东南隅并入校园。继而协助校长周诒春，实施增建校舍的计划。１９１４年学校设立工程处，聘庄俊专理其事，美国人莱茵协助一切。１９１６年兴建图书馆和体育馆，１９１７年兴建科学馆和大礼堂，统一由美国工程师麦谭设计，前者标定泰来洋行、后者标定公顺记承包建造，是为早期清华“四大建筑”。同时继续建造高等科东楼（即“清华学堂”东翼）和学生厨房，添盖医院、职教员住所，安置自来水管，建造北门外卫生纳秽池等。经过多年的努力，各项工程次第完成，至１９２１年大礼堂竣工时，清华园已有了“宏丽之建筑”，“获今日之巨观”，“洵为全国之巨擘”（《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语）。这多得自工程处的努力，也体现了全校主管庶务工作的庶务长的辛劳。
除校舍建设外，庶务长还主管会计处，负责全校的财务工作，包括校内办学经费和国外留学经费，最高时一年达２００万美元左右。庶务工作的业绩还包括：筹措一座园内邮局（二级局）和１０个自建信柜的设立；建立３条通往城内的电话线，与各办公处设分机联系；扩充电厂，使电灯由初建时不足１０００个增至２８００个；打机井二口，在校河南北分敷自来水管；养植花木，保护明代和清代松柏；管理学生食堂；维护道路和河流；做好器具等物资保证；建成立一支２０余人的校卫队，负责校内治安和保卫。此外，还负责园内木厂、成衣店、书店、鞋店、理发店、牛奶房、洗衣房等生活设施的经营。为保证校内用品的供应，１９１７年成立“清华售品所”，唐孟伦任“总理”。庶务工作本极烦琐，素有“杂务”之称，以上所举事项，仅庶务工作之荦荦大者。
从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２２年，学校历经校长四任（唐国安１年半、周诒春４年半、张煜全２年、金邦正１年），代理校长两位（严鹤龄半年、王文显代理校长半年），副校长两位（周诒春１年、赵国材４年半），校领导更迭频繁，教务长、庶务长也多有变换，惟唐孟伦自任职庶务长以来，历１１年（含“清华学校”成立前一年半），迄未变动，使学校的基础设施能够稳定、有序地运转、建设和发展。《清华周刊》赞述他的工作作风为“理大亲细，求全校杂务之常完备”。香港凤凰卫视《水木清华９０年》（２００１）称他“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清华学校早期经此建设，不仅校园环境优美，而且教学设施先进，生活便捷，为莘莘学子、学界宗师提供了进行教学、科研的优越条件，使得这座昔日皇家园林，成为当代重要学府。这里面饱含有唐孟伦的一片心血。
除庶务工作外，唐孟伦还参与和承办许多全校性活动。如１９１４年与周诒春等三位领导发起，个人捐资创办校外成府学校；１９１５年支持教职工子弟学校——成志学校的创立；１９１６年支持校内工人平民学校（每周六半日学习）的创立并出任“顾问”。１９１６年组织全校师生３５０余人去“长城旅行”，包括八达岭一日游、十三陵二日游，任旅行团“总经理”，支持学生开展“辩论会”、“演说比赛”等活动，１９１６年担任中等科联合辩论团关于“项羽应否过乌江”辩论的主裁判，评出梅贻宝为最优；同年担任高等科国语演说决赛的总裁判，评出瞿国眷《我之推测现在社会人心紊乱之由来》为第一名；
担任中等科四年级“关于解决现今中国振兴农业较工业为在要”辩论赛的裁判。支持、参与社会爱国活动：１９２１年，在校长空缺情况下，与代理校务主任王文显共同出任全校集款（收回胶济铁路）委员会的“名誉会员”并带头捐资；同年出任全校华北旱灾赈灾委员会“委员”等等。这些活动，多方面地推动了学校工作的全面开展。
１９１６年，唐孟伦因工作成绩优异，获政府“嘉禾勋章”（同时受奖者有清华副校长赵国材、驻美学生监督黄佐庭）。１９１７年，周诒春校长倡议在校中中国职教员创组“华员公会”（类似今日学校“工会”组织），唐孟伦为第一任会长。他工作倍加勤奋，以致罹患脑血管病，经医治不满半月，又投入工作；几年下来，终因积劳成疾，于１９２２年３月１９日患脑溢血去世，终年５１岁。他身后留下一座较为完备的校园。不出一月，新校长曹云祥上任，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向大学改制的过渡。
对唐孟伦的逝世，全校同声哀悼，感情稍厚之职教员、学生甚至“垂泪废课”。学校特降半旗致哀。清华同学会华北支部发起为他建立纪念碑。同人们念他秉性仁厚，奋勉勤劳，赏罚分明，人咸仰服，乃齐声响应，连校役、花匠、电灯匠、警士、清道夫等也纷纷捐薪资助。纪念碑立于其生前办公处和住所——学务处西院旁之小山丘上，生前好友梁启超为之题写碑铭“清白乃心死劂职、如此人格足衿式”（衿式：语出《孟子》，表率、模范之意）。惜“文革”中被毁，今仅留座基痕迹在。幸赖梁思成当年在校读书时作画一幅，使真迹得以重睹；顾毓绣当年写有散文一篇，题为《半夜》，也对此有过一段记述。这画，这文，成了对唐孟伦的纪念，给后人留下不尽的思念。
唐贯方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
唐孟伦笃诚孝悌。他见三弟早逝，便将其子贯方接到身边并安排工作。唐贯方，原名冠芳，字尉谋，广东省香山县（今珠海市）唐家湾鸡山村人。自幼在农村读私塾，稍长去上海读中学。１９２３年到北京，进清华园图书馆工作７０余年，直到１９７１年离休，在清华园安度晚年。
唐贯方初到图书馆工作时，作的是书刊出纳工作。经长期工作实践，熟悉管理业务，通晓多种外文，擅长期刊咨询，被誉为“活字典”。与许多教师、同学结下亲密友谊，几十年后还常有人遇疑难问题来找他，是教师们的好参谋，所选定的书刊，多能反映当时世界学术的最新水平，符合学校的教学和科研的需要。陈岱孙先生曾回忆说：“唐先生历年提出的书刊采购计划，报到院、系审批时，几乎无须改动，即可通过，他一个人顶得几个人”。
唐贯方爱国爱校、忠于职守，１９３７年夏，他利用暑假南下省亲，刚离京数日，“七七事变”发生，他闻讯立即赶往上海，准备北返。恰接学校通知，令他赶赴长沙，参加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组之临时大学的南迁工作。只好留下老母、妻子和幼儿弱女８人在沦陷区北平，无暇顾及。
还在“七七事变”前夕，清华已将一批古籍善本和贵重仪器设备秘密运出北平，准备迁往长沙，暂存放于汉口。抗战爆发，日寇进逼，武汉难保，学校临时决定将此图书、设备改运重庆。１９３８年夏，特派唐贯方和董树屏二人从长沙赴汉口，唐负责运书，董负责运设备。唐贯方到汉口后，经过几个月的奔走交涉，才弄到民生轮，将古籍善本西运。岂料船到宜昌，正赶上被史家称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难民如潮，货物山积，人员和物资在这里拧成了一个死结，头上还不时有日机狂炸，情况十分危急。他只得食宿在码头，身穿雨衣，背挎工具袋，手持钉锤，日夜守护４００箱古籍善本于码头上。三个月后，终于弄到船只，穿越三峡天险，渡过百多个急流险滩，历时十多天，成功地将图书运抵重庆北碚安置，４００箱古迹善本无一受损。
唐贯方到昆明后，参加西南联合大学的工作。１９４３年受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之聘，兼职负责筹建昆明图书馆。１９４５年开馆，他被任命为副馆长（馆长由龚自知兼任）。１９４６年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复员北返。龚自知执意挽留他继续在昆明图书馆工作，被他婉拒。回经香港时，众亲友劝他留在香港谋发展，也被他谢绝。他毅然带着全家７口人，千里跋涉，来到战云密布的北方，回到满目疮痍的清华园，为清华图书馆的重建而努力。新中国成立后，唐贯方以喜悦的心情投身工作。他精神振奋，追求进步，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１９５２年经潘光旦先生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更加勤奋地致力于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在以后的２０多年中，他代表清华图书馆和一些主要高校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手编制全国外文期刊联合目录，直到文革中断。通过这些默默无闻但却十分浩繁的工作，为我国的文化、学术工作、科技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务本务实一世辛勤为敬业、自强自立毕生忠厚传家风”，这副挽联就是唐贯方一生的真实写照。他从年轻时起入清华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他没有一天离开过清华，没有一天离开过清华图书馆，即使在西南联大时期也在清华图书馆上班。他爱清华，对清华寄托着深厚的情感，这里蕴涵着他对祖辈们创业的缅怀，也蕴涵着对他们献身精神的景仰，常以此自勉并教育子女。他淡泊个人名利与荣辱，毕生守望清华园，看着清华大学日新月异、蒸蒸日上，成为世界名校，心中无比欣慰和自豪。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日在清华园安然辞世，走完９５年的人生历程。
尾 声
唐家湾子孙三代人，从南海之滨的唐家湾走出，来到清华园，辛勤开拓，默默奉献，为早期清华的创立、恢复和发展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们的工作，本属敬业范围，称不上轰轰烈烈，但所表现的开拓、刚毅、务实的品德，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值得称颂。香港凤凰卫视更是称道唐家祖孙三代人全都“敬业以求、终老清华”，并把这作为清华精神时代传承的第一例。
唐贯方之子唐绍明（原中国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自幼受祖辈开拓精神的熏陶，立志要入学清华、服务清华。从高二起连续三年报考清华，最后考取清华奖学金，圆了自己的清华梦。毕业后留校任教８年。姐姐唐绍珍也在清华图书馆工作，姐夫余志先任清华汽车系主任（均已离休）。几个外甥也都在清华求学，算起唐氏宗亲，先后竟有五代人和清华结缘。也正是因为此，曾被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戏称为“清华世家”。
